怀旧系列 第27章 第 27 章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和伯母告别。

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她的父亲，就是是周总理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以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多年后周秉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家里是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迫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

周秉建的决定事先并未与长辈商量，来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伯母的肯定和赞许。

他们特地为小侄女加菜饯行。

清晨，这个叫周秉建的女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悄悄走出了家门。

她的目的地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这一天，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连最亲近的父母都不知道她要去报名参加知青运动。

当她到达报名处时，工作人员看到她的档案，立即向上级请示。

很快，上级回复：＂按普通知青对待。＂

就这样，周秉建成为了第一批奔赴内蒙古草原的北京知青。

到达草原的第一天，周秉建就遇到了语言关。

当地牧民大多只会说蒙古语，她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成问题。

为了尽快融入草原生活，周秉建开始跟着牧民学习蒙古语。

每天晚上，她都会在煤油灯下记录当天学到的新词。

草原生活的艰辛远超想象，第一次住进蒙古包时，周秉建整夜都没能入睡。

蒙古包顶上的天窗透着星光，四周传来牛羊的叫声。

更让她不适应的是饮食，在北京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牛羊肉，也不习惯喝奶茶。

学习骑马是另一个挑战。

第一次上马，周秉建就摔了下来。

牧民们都替她担心，但她爬起来后笑着说：＂没事，再来！＂就这样摔摔打打，她终于能够独立骑马放牧了。

在草原上的日子里，周秉建经常给周总理夫妇写信。

信中不仅讲述自己的进步，也描述草原的美景和牧民的生活。

她还请人给自己拍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寄回北京，周总理看到照片后说：＂秉建真的成了草原姑娘。＂

与此同时，未来的草原“长调歌王”拉素荣20岁，刚从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毕业不久，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做了一名歌唱演员。

此时拉素荣的老师、内蒙古第一代长调歌王——哈扎布，被以“特务、叛徒、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关入监狱。

拉素荣回忆，“哈扎布被抓走的时候，他家里的唱片被造反派随地乱踩，洒了一地。”

教蒙古长调的老师昭那斯图听说后，连忙从被扔掉的唱片中捡了一些回来，他实在心疼这些好不容易收藏到的音乐资料！

（在哈扎布入狱的漫长十年里，拉素荣反反复复地听学这些唱片，直到哈扎布出狱之后，听见拉素荣的歌声眼含热泪，郑重收他为徒。）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拉素荣所在的乌兰牧骑(当年活跃在内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挖肃”进行得极为彻底。

“整个乌兰牧骑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就有三个老同志被定为‘黑线人物’，昨天还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变成‘阶级敌人’了。”

拉素荣的马头琴老师叫色拉西，是蒙古族历史上很有名望的音乐人！

他是个大胡子，银白的胡子。

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被斗死了！

有个作曲家叫通福，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

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实际上那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

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

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素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

拉素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藏、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

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其获罪的理由。

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后被扔入黄河。

与拉素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

“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

后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

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

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

周秉建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

有一天，北京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

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

“后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

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么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

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

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内人党”冤案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的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畜群”，牛群、羊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死亡。

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周秉建把在内蒙的所见所闻都写给总理的信中，包括一些她不明白的地方。

（多年之后，周秉建与拉素荣走到了一起，成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