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接受过初级地理教育的人就会知道,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
从1969年苏军开始增兵远东地区,到70年代,苏联在远东,后贝加尔和外蒙古部署了4个集团军,其中在远东地区,集结了43个陆军师,在外蒙古驻扎了12个陆军师,一共55个师,大约70万军队。
同时,24个苏联空军和防空军,以及1200架战机和3500部防空导弹发射车,25个中程弹道导弹部队都开进远东地区。
在整个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军有百万大军,而且有核武器优势。
苏联是以“万”为单位计量坦克装备数量的装甲部队,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
而自中蒙边界通过赤峰抵达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
如果苏军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前锋战术,图-22超音速轰炸机和大批米格战机掩护装甲集群对东北和内蒙古发动突袭,就可以直接穿越无险可守的内蒙古迅速向京津地区前进,可以最快速度前进到华北平原。
而当时的国内,只有少数部队机械化,其他大部分是步兵,骑兵已经算是速度比较快的了。
同时,苏军在炮兵方面更是绝对优势!
当时苏军主力已经是自行火炮,而我们还是笨重的牵引式火炮。
在战场火力密集和火力打击及时性方面,我们都是绝对劣势。
不用出动军队进攻,苏联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就可以攻击中国全境。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
1966年3月,周总理在华北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伴随着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国内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在黑龙江,内蒙古等与苏联和外蒙古有漫长国境线的地区。
由于战备需要,部队开始大量从内陆调入赤峰地区,开始构筑国防工事,进行国防施工。
内蒙古军区没有多少作战部队,仅有部分边防与少量的骑兵部队。
于是沈阳军区开始调部队进驻赤峰地区,构筑和修建防御工事。
64军191师进入赤峰地区进行国防施工,辽宁省军区把独立第1师从辽宁某地调进赤峰,并新组建了独立第4师;
后来,又增编组建了赤峰守备区。
赤峰,不仅增加了守备部队,还增加了航空兵的作战部队。
在大的战略上,我们国家进行了大三线战略部署:
在东北和华北作为第一线阵地,阻击和消耗敌人;主要是在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和太行山地区一带进行山地防御战。
同时,将工业向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和云南方向转移。
在战术上,我国开始从实验使用强5攻击机对装甲集群投掷□□,消灭坦克集群。
同时,我国还开始研发布雷车,要用抛撒地雷阻挡苏军坦克集群冲击。
当时西德也面临着苏联坦克集群的威胁,西德人发明出了一种新型布雷车,可以一次性抛撒上千枚反步兵地雷或者数百枚反坦克地雷;且密度可以达到一平米1枚的程度,正面1000米,在10多分钟就可以完成。
巨大的雷区将会迟滞苏军坦克部队的进攻势头,为防御部队和正在转移的部队提供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
特别是混合雷场,有反步兵和反地雷多种地雷,反步兵雷达还有数百片破片极具杀伤力。
而布雷车到了我国更是发展出布雷火箭炮这种武器。
用于远距离快速机动布撒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构成混合雷场,毁伤和阻击敌集群坦克或机动车辆及伴随的步兵。
反坦克地雷至今仍然是迟滞敌军装甲部队的有效方式,排雷总是要慢于布雷的。
当苏军坦克集群受困在雷场,忙于排雷的时候部署在周围的我方反坦克炮,反坦克导弹,火箭筒和强5攻击机就有机会对苏军坦克进行打击。
战争一旦打响,内蒙古漫长的边境线就会变成前线,而部队随时可能需要与苏联和外蒙古的机械化军队作战。
在这个背景下,骑兵部队也接到了指令,要参加1969年春季的军事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