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深秋。院里的老榆树叶子都快掉光了,只剩下几片枯黄的残叶在枝头瑟瑟发抖。我新绣的荷包早已完工,深蓝缎面上那枝红梅栩栩如生,连阿妈见了都夸我手艺见长。只是这些时日,我一直没再遇见吴明泰。那荷包就收在针线蒲篮最底下,每每翻到,心里便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怅惘。
这天放学回家,才进院门就觉着气氛不对。阿大不在院里劈柴,阿妈也没在灶房忙活,两人都在堂屋里坐着,脸色凝重。见我回来,阿大猛地站起身,快步上前拉住我的胳膊,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娟儿,明日起就别去学堂了,老实在家待着。"
我和阿妈面面相觑。阿妈放下手中的针线,不解地问:"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为何不让娟儿上学?"
阿大压低了声音,神色紧张地往门外张望了一下,这才把门掩上,回头对我们说:"红匪要来了!甘肃那边已经打起来了,古浪、永昌、山丹这些地儿都被红匪给占领了!街上都在传,说红匪要搞什么共产..."
我听得云里雾里,忍不住问:"阿大,什么是共产?"
阿大脸色愈发难看,声音又低了几分,像是怕被墙外人听了去:"共产就是...咱们的房子不是咱们的,而是大家的。你阿妈也不是我媳妇,而是大家的媳妇..."
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书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这红匪竟是这般可怕?要抢人家的房子,还要抢人家的媳妇?我下意识地抓紧阿妈的衣袖,仿佛真有人要来抢她似的。
第二天,阿大果真去学堂给我请了假。我在家闲着无事,整日里不是做女红,就是望着院门发呆。马莲和海霞那边也没有音信,想来她们家里也是不让出门了。这半个多月,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既担心红匪真的打过来,又惦记着学堂里的功课。偶尔能听见街上传来的马蹄声,每次都吓得我心跳加速,以为是红匪打进城了。
直到月底,见西宁始终平安无事,阿大这才松口让我回去上学。重回学堂那天,来的学生稀稀拉拉的,连先生都显得心神不宁。我环顾四周,没见到海霞和马莲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
课间时分,一个平日里不太说话的男生突然凑过来。我本以为他是要问功课,谁知他压低声音说:"陈玉娟,你还敢来上学?不怕被红匪抓了去?"
我怔了怔,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听说红匪对你这种缠小脚的女孩最是狠毒,比查脚队还厉害。他们会把你的裹脚布扯了,脚趾一根根都给你掰直了!"
我浑身一颤,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手下意识地护住双脚,仿佛真有人要来掰直我的脚趾似的。这双脚是我费尽心血才缠成的,若是被掰直了,那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先生今日果然没什么心思讲课,草草念了两篇课文,便宣布散学。我抱着书袋匆匆往家走,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也是行色匆匆。路过饮马街时,我看见几个马家军的士兵在巡逻,手里的枪械在夕阳下泛着冷光。
回到家,院里静悄悄的,阿大阿妈都不在。想来是去街上打听消息了。我栓好房门,正要回屋温书,忽然听见门外传来"砰砰"两声巨响。那声音比过年放的炮仗还要响得多,震得窗纸都在抖动。我吓得蹲在地上,紧紧捂住耳朵。
不多时,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高声喊道:"别让他跑了!""人不见了!""往那边追!"
待脚步声远去,我才颤巍巍地从地上站起来,心还在"咚咚"直跳。定了定神,我轻手轻脚地往屋里走。才迈进门槛,就看见地上有几滴暗红色的血迹,在昏黄的光线下格外刺眼。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顺着血迹往墙角一看——竟有个黑影蜷在那里!
那人浑身黑乎乎的,像是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乱蓬蓬的头发沾满了煤灰,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剪刀,正直勾勾地对着我。我吓得腿一软,险些跌坐在地上。
许是听见动静,那人抬起头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我们俩都愣住了。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我才看清那乱发下竟是一张少女的脸,约莫十六七岁年纪,脸色苍白得吓人。她似乎也看出我只是个小姑娘,手里的剪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软软地倒了下去。
我呆立了好一会儿,才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轻轻晃了晃她的肩膀,手上却传来黏腻的触感。抬手一看,满手都是鲜血!
正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阿妈焦急的呼唤:"娟儿!娟儿开门!"
我连滚带爬地跑去开门,阿大阿妈一见我满手是血,都吓坏了。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拉着他们往屋里走。
见到墙角昏迷不醒的陌生人,阿大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要往外走:"我去报告..."
"不能去!"阿妈急忙拉住他,"这人是在咱家发现的,你去告发,万一被反咬一口,说咱们窝藏土匪,马家军那里哪有说理的地方?"
阿大犹豫了,在屋里踱了两步,终于叹了口气:"你说得在理。"他蹲下身仔细查看那姑娘的伤势,沉吟道:"以前在山里淘金时,学过些止血的法子。好在是贯穿伤,撒上药粉包扎起来就成。"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那姑娘抬到炕上。阿大打来清水,阿妈轻轻撕开她那身黑乎乎的衣服。肩头上的伤口触目惊心,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渗。阿大熟练地清洗伤口,撒上药粉,用干净的布条层层包扎。
这一夜,我们谁都没合眼。那姑娘一直昏迷不醒,额头发烫,嘴里时不时含糊地念叨着什么。阿妈守在炕边,不时用湿毛巾给她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