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学期了。教室里的气氛变了,不是一点点变的,是在某一天你推开门,突然发现一切都变了——课桌上的书堆得更高了,每个人的桌面上都竖起了一堵墙,课本、教辅、试卷叠在一起,高的能遮住半张脸。你坐在座位上,只能看到前面同学的后脑勺和左右同学的手臂,看不到他们的脸,看不到他们的表情,看不到他们是在做题还是在发呆。每个人都被自己砌起来的墙围住了,墙里只有自己和题目,没有别人。
倒计时的牌子挂在了黑板的右侧,红色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小。从“距高考100天”变成“99天”,从“99天”变成“98天”,每一天都有人用黑色的马克笔把数字改小一格,笔触很重,像是在划掉一天的生命。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没有人抬头。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课本、卷子、笔记本,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眼眶发青,嘴唇发干,手指上沾着墨水和汗渍。走廊里没有了打闹的声音,操场上没有了跑步的身影,食堂里的人变少了,很多人都带了面包和牛奶,在教室里吃,边吃边看书。空气里弥漫着速溶咖啡的味道、风油精的味道、圆珠笔油墨的味道、紧张的味道、焦虑的味道、害怕的味道。
江寻和沈与时说话比以前少了。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呢?说“你今天复习得怎么样”?太假了,他们每天坐在一起,对方复习得怎么样,不用问也能看到。说“你紧张吗”?当然紧张,所有人都紧张,问这个问题等于问“你活着吗”。说“高考之后你想去哪里”?不敢问。因为“高考之后”是一个很模糊的、不确定的、像雾一样的东西。你看着那片雾,不知道雾后面是路还是悬崖。你不敢走,也不敢问别人走不走。
所以不说话。沉默成了他们之间最常见的语言。比“嗯”更频繁,比“好”更常用,比“来”更持久。沉默比任何话都重,因为沉默里有太多没有说出口的东西。
天台还是去的。每天中午,十二点零八分——不,现在不是十二点零八分了。江寻不再卡着时间了,他什么时候做完题就什么时候去。有时候十二点,有时候十二点半,有时候午休快结束了才去。沈与时都在。不管江寻什么时候来,他都在。坐在围墙上,背靠着栏杆,MP3放在膝盖上。他没有在听,他在等。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操场上,操场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高三的都不去操场了,只有高一高二的在跑步、踢球、跳远。他看着那些奔跑的、跳跃的、流汗的、笑着的、年轻的身体,觉得他们和自己不是一个物种了。他们还在享受青春,他已经在为青春买单了。
江寻推开门,走过去,在沈与时旁边坐下。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之前更远了——不是江寻刻意坐远的,是书本和试卷把他们的距离拉远了。江寻手里拿着数学卷子,沈与时的膝盖上摊着物理题。他们坐在一起,但各自在做自己的事,中间隔着一堆白色的、印着密密麻麻黑字的、卷了边的纸。风吹过来,把试卷吹得沙沙响,像无数只蝴蝶在扇动翅膀。那些蝴蝶是白色的,翅膀上有黑色的花纹,花纹是公式、定理、方程式、化学式、文言文、英语单词。它们在风中飞舞,飞到天上,飞到云里,飞到一个他们暂时去不了的地方。
两个人各自做题,没有说话。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翻书的声音哗啦哗啦,呼吸的声音很轻,被风声盖住了。他们像两个在同一间房间里、但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的人。江寻的世界里只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英语。沈与时的世界里也有这些,但多了一个人。那个人坐在他旁边,距离不到半米,但他的世界和沈与时的世界之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江寻在墙的那边做题,沈与时在墙的这边做题。他们能看到彼此,但碰不到。
沈与时的手机震动了。不是消息,是电话。屏幕亮了,上面显示着两个字——“父亲”。沈与时看着那两个字,脸色变了。不是“变了一点”,是“完全变了”——从正常的肤色变成了一种接近于白的、像纸一样的颜色。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眉头皱了起来,眼神从“平静”变成了“紧绷”。他站起来,走到天台另一边接电话。天台的另一边没有围墙,是一块空地,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吹得他的衬衫贴在身上,吹得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江寻听不到他在说什么。风太大了,把声音吹散了。他只听到了几个零星的、被风削碎了的音节——“嗯”“好”“我知道”“不行”。最后一个词是“不行”,说得很重,重到风都吹不散。重到江寻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那个词里的情绪——不是愤怒,是无力,是一个人在跟另一个人争论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发现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说出“不行”这两个字来表达最后的、微弱的、无用的抗议。
沈与时挂了电话,走回来,脸色很白。不是之前那种白,是另一种白——像一个人失了很多血之后的苍白,嘴唇的颜色变浅了,眼眶下面的青色更深了,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皱巴巴的、快要烂掉的纸。他在江寻旁边坐下来,没有说话。他拿起笔,翻开物理题,笔尖落在纸上,写了一个“解”字,然后停住了。他看着那个“解”字,看了很久。那个“解”字写得很标准,左边一个“角”,右边一个“刀”加“牛”,每一笔都到位,但它的意思——“解决”“解开”“解放”——每一个意思都离他很远。
江寻看着他,看了几秒。“怎么了?”他问。声音不大,但很稳,像一个在问“今天星期几”的人。
“没事。”沈与时说。他没有看江寻,他的目光锁在物理题上,锁在那个“解”字上,锁在那个再也没有往下写的、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遗弃在路边的孩子一样的“解”字上。
江寻知道他在撒谎。不是“觉得”,是“知道”。沈与时的脸不会说谎,他的脸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一个表情都是一个句子,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段落。他脸色发白,他在说谎。他嘴唇抿成一条线,他在说谎。他的笔停在那里不动,他在说谎。他的“没事”是最大的谎言。但江寻没有追问。因为他也知道,沈与时不会说。沈与时的“没事”和江寻的“没事”一样,都是一种保护——保护对方不被自己的问题困扰,保护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事情操心,保护对方可以继续做题、继续复习、继续前进。他们都在保护对方,用沉默,用谎言,用“没事”。
江寻低下头,继续做题。但他的笔也停了,停在半空中,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两毫米的地方。他看着那道题,题目很长,条件很多,是道电磁感应的综合题。他读了三遍,一个字都没看懂。不是因为题太难,是因为他的脑子在处理另一道题——那道题的题目是“沈与时怎么了?”条件很少,只有一个线索——他父亲的电话。他需要从这个线索推导出所有的可能性。他推导了很久,得出了很多个结论,但他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他想问,但他不敢问。
他怕听到答案。他怕答案是他们要分开了。
傍晚。放学后。
江寻骑车去超市。骑到校门口的时候,他没有听到口哨声。他等了一秒,两秒,三秒。没有。只有风声,自行车链条的声音,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远处公交车的引擎声,有人在路口按喇叭。他回头看了一眼,没有人。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中摇摇欲坠,像一个在坚持着不肯倒下的、很老很老的人。他转回头,继续骑。
骑了大概一百米,身后响起了口哨声。不是《晴天》,是一首他没听过的歌,旋律很熟悉,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口哨声从身后追上来,像一阵风,从他的后背穿过去,从他的胸口穿过去,从他的心脏穿过去。他没有回头,但他骑慢了一点。沈与时跟上来,骑在他旁边。今天的“旁边”不是并排,是稍微靠后一点点,刚好在他的余光范围内,刚好在他不用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一个很体贴的距离——不会让你觉得被盯着,不会让你觉得被跟得太紧,但你能感觉到我在。
“今天怎么这么晚?”沈与时问。
“作业多。”江寻说。
“我也是。”
沉默。两个人的车轮在路上滚动,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音。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面上,像两个在地上行走的、瘦高的巨人。影子与影子之间有一段空隙,大概一米左右,那是他们身体之间的距离。但在某个瞬间,影子重合了——江寻的影子偏左,沈与时的影子偏右,但夕阳的角度太低了,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太长了,长到影子在远处交汇在了一起,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河流,在入海口汇合了,分不清哪条水是从哪里来的。
江寻看着那两个交叠在一起的影子,想:如果有一天,连影子都不交叠了,怎么办?他不敢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