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1)
我应约探望我的朋友。
鉴于对个人**的尊重,我不想提及她的名字。
我和她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了。从无忧无虑校园扎入让人焦头烂额的新事业,逐岁叠加的年数足以容纳一个完整的孩提时代。这让我想起我的米拉。(小天使、小恶魔米拉!)她昨天刚把五岁生日蛋糕翻在了编织地毯上,我和吉米为这小淘气鬼带来的麻烦伤透了脑筋。她呢?坐在角落里的玩具木马上前后摇晃身体,咯咯发笑地吮着她软乎乎、奶白色的小指头。阳光洒在她金红的发梢上,晒得发烫,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火气也被晒得一丝不剩了。
但走在这条泥泞逼仄的乡间小路上,我以为蒸干的疲倦又一次渗入了细胞,积攒起来侵蚀腿部神经。我低头凝视我的两条腿,小腿依然纤细有致,但这几年的生活使原本紧实分明的肌肉变得略微松垮。它们承载着我的吉米和米拉的重量,来来回回在家庭、办公室、停车场奔波,一旦打破这条一成不变的规律就不怎么对劲了。
一种陌生的恐惧突然摄住了我。
我犹豫再三按响门铃。
我的朋友站在门后欢迎我,用她那懒洋洋的微笑和满屋的咖啡豆香气。
请原谅我费点儿笔墨拼凑她做学生时的样子吧。
那个年龄的少女总会有一个或两个崇拜的同性,像月亮被地球吸引,羞怯却狂热地在她身边打着时远时近的圆圈。她就是地核,无以伦比:当一群年轻女孩儿还在为劣质海报上的男星、香榭丽舍的橱窗如痴如醉,追随一个萨特的追随者是多么与众不同啊!而她会用她学者式的语言告诉你:从本质上讲这只是相对高深些的虚荣(大意如此)。所有人都会认识这么一个人的,我深信不疑。
这并非是我故意多此一举。记忆似乎出了差错:面前这名占据一个角落的成年女性和我回忆中的母本缺乏必要的联结,以致我很难记起她之前是什么模样。她应该比以前消瘦,虽然瘦得不多,但火焰般的红发、猫头鹰般的淡灰眼珠、与椎管组成钝角两边的前倾颈部……等等等等,几乎让人以为那是堆燃烧了一半的火柴棒。
我挖掘了无数种可能性,终于意识到关键所在:她不像“实在”的。
她也在打量我,皱着眉毛,热衷于挖掘每一点细微变化。我猜她在审视我不再那么年轻的腿部。事实如此,她用剃刀般的目光刮过我,指出一处小瑕疵:“亲爱的,你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
这是一双线条流畅的漆皮鞋,它有一对三寸细跟,鱼嘴设计使女性在盛夏时节恰到好处地彰显脚趾上的指甲油,两边的菱形小水钻衬得踝骨更加精致、富有魅力。你可以踏着它像女王一样走入高级晚宴会场,参加家庭派对也不会显得过于拘谨——像条长在脚上的变色龙。
我并不喜欢它,一点儿也不。
“哦,我想是不怎么合脚,但吉米希望我穿着它。老实说,它们——它们还挺漂亮的。”我这么说,脱鞋进门,光脚踩在烟灰色的地毯上。
现在舒服多了。
“最重要的是能让人看起来得体。”她半带挖苦地说,“得体?得了吧,我才不会让我的脚活受罪!怎么才能确保女人不在各个领域比男人走得更快?一双细高跟鞋和一筐甜言蜜语就够了。”
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但这句打趣令我局蹐不安,于是低头呷了一口清咖。在咖啡上,她和我的喜好一致:不加糖、不加奶精。或许是劣质的冲泡咖啡改变了味觉,我觉得它过于苦涩。“你还好吗?我是说这些年……”一句糟糕的问话。
她温柔地看着我,善解人意地递来小包奶精和黄糖:“好极了,但我得说那几年有一半是错误,大错特错,好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当然啦,我的‘正轨’不包括一个送高跟鞋作为结婚纪念礼物的丈夫和一个红头发的小淘气。”
我的朋友挂回她朦胧失真的、蒙娜丽莎般的笑容,像一串耐人寻味的谜题,诱使我去追寻一个若隐若现的谜底。那双灰眼睛里闪烁着自鸣得意的狡黠:我的‘皇后’小姐,真希望你还没有失去奎因般的判断力……看,我把你的近况都猜透了!
我还记得这个趣味游戏:阅读同一本侦探小说,比一比谁先推出真相。就在那一年暑假,我们以合练舞蹈为借口一同读完了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母亲从不允许我接触这类书籍,她认为“阅读血腥、残暴的犯罪小说”有违淑女风范,严格把控着我的课外阅读渠道,但她忘了防范学校图书馆。
我不禁怀念地笑出了声。
“中情局欠你一份录用通知。”
“不,谢谢。我有更好的。”她打了个哈欠,随手朝角落的橱窗一指。我看见一张普利策证书,它被《自卑与超越》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挤在一处可怜巴巴的“小隔间”中。另一角胡乱摆放一些正面朝下的相框,仅有一只正对橱外,当意识到自己未得允许就打开玻璃门时,我已经拿起它仔细端详了。
一个棕皮肤、黑卷发的小姑娘向我咧着嘴笑。客观说这个笑容并不美丽,甚至还有点儿丑陋:参差不齐的牙齿顶着宽厚的两片唇瓣,像廉价水果店里被果实撑裂的烂石榴;糊在两边嘴角的血痂崩开,渗着血沫——结合身后那张防护网,瞧着像是被铁丝勾破似的。但这笑容有种奇异而朝气蓬勃的感染力,我想我看到了一朵灿烂的太阳花。
这姑娘衣衫褴褛。镜头是灰蒙蒙的,只有一束微弱的阳光打在她怀里的红舞鞋上。
“鞋子挺眼熟的。你的?”
“我送她的生日礼物。她一直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她给了你一个普利策?”
她用严肃的口吻否定我的说法:“不。她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生命的角度。”
这句话是打开话匣的钥匙。她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她的几年职场生涯,例如怎么紧抓机会从脚本撰写员变成一名驻外记者,怎么抛开母亲的掌控飞到塞拉利昂——整个过程她都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平淡。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印刷术和电视传媒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我们每天可以在报纸和网络上见到无数次‘生命脆弱’,在咖啡馆里谈论死亡、疾病、经济、政治,但当我真正用肉质的脚底踩上被战火熏黑、可能埋有炸弹的土地,才明白语言是一种多么不靠谱的玩意儿。”
“团队里起码有十分之四的人打着抢头条的主意,拿血肉和生命使自己的履历好看些。到那里的第四天,和我搭档的摄影师被弹片削掉了一只耳朵。”她走过来和我一起看相片,柔软的胳膊搭上我的肩膀,“我们的运气该死地好透了。”
我盯住照片:“她死了?”
“比死了更糟。她没有能穿鞋子的脚了。”
“我的上帝!”
“她把鞋子还给了我,请我帮她记住这个梦想。”她平静地说,“她也的确给我送来了荣誉和名望,我戴上了月桂叶冠,从采访者成为了被采访者,但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一天早上,我醒过来,瞪着天花板,胃部抽疼。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是一个有梦想的、活着的人,还是一大堆空泛形容的累加?这个世界给我穿上了一件外套,我曾经以为它是一种保护,事实却并非如此。各种关系就像一根根钓鱼线,牵拉着他人的期待、印象,最后聚合成一个人形整体,这就是那件外套,为我量身定制的,它属于‘我’,但它不是‘我’。”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极其空洞,又极其锐利、透彻。
“我躺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做了。三分钟后,我开始写辞职报告,开头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轻轻地搂住她,像我们曾经那样。但时间的赠礼早已使我们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界。
我陪她在院子里漫步。林间小屋的美妙之处在于,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宽敞广阔的花园,无需费时打理,自然会替它披上最合适的礼服。这时日光拂开云层,悄然为山毛榉加上淡金色的冠冕,晨时的薄雾凝聚在刚长出头的幼嫩草尖上,闪闪发亮。
晨露濡湿了我的脚趾,我才想起我把那双高跟鞋落在了屋里,连同我暗自打了许久的腹稿。我本来怀有一丝隐秘的虚荣,想与她聊聊吉米、聊聊米拉,分享家庭与事业带给我的欢乐。就在咖啡桌边上,我还在畅想着这样的谈话:我的米拉刚过完五岁生日,也许这有点晚了,但我想你不介意做她的第二个母亲……答应吧!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仍可以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
它是个透明的肥皂泡,裹着我开口的勇气在晨风里消失了。
我正绞尽脑汁思考另一个话题,她的阴郁情绪忽然一扫而光:“我领你去看那双红舞鞋。它还是你送我的礼物!要我说,你早该换一双合适的鞋子了。”
红舞鞋!
我记起来了!
我是在舞蹈课上认识她的。
每个母亲都有理想的女儿范本,比如我的母亲就渴盼着一个会跳芭蕾的女儿。刚明确胎儿性别,她就迫不及待地规划好一整套培养方案,时长是我的死亡年龄。根据她草拟的方针,我按部就班地参加了舞蹈班,作为回报,她允许我自己挑选舞鞋。
我选了红舞鞋。
我挚爱的红色。
我记不起为什么要送她这双鞋,但我坚信这是因为只有她才能像我一样珍视它,而她确实坚守了对挚友的承诺。她把舞鞋从小木屋里(我也有一个,是个房子形状的小信箱,专用来藏我的宝贝)取出来,它还是那样鲜艳可爱,鞋带平整干净,简直是崭新的。
她小心地提起鞋帮将它们平放在草坪上,苍白的面颊染上活泼的玫瑰色:“快,穿上试试!”
我穿上了它。
这果然是一双合脚的鞋子,鞋底柔软舒适,像贴合足弓的第二层皮肤。当然它的式样已经老旧过时,不必说网上的虚拟商店,就是塞进琳琅满目的货架,也不会有人多看几眼。但它弥足珍贵,不仅是我年少时光的载体,还是一名勇敢的、失去双脚的姑娘的羽翼。
我忐忑又饱含期待地走了几步,摆脱了鞋跟和皮革的重量,长期紧绷的肌腱放松之后,我的脚步竟然可以这样轻盈灵活。
“不是那么得体。”我兴奋地踮脚转了一周,心花怒放,“可我很喜欢。”
她赞赏地大笑:“让‘得体’见鬼去吧!”
接下来的几小时在“不得体”中悄悄飞走。我们穿着舞鞋奔跑,在小路上欢笑,毫无顾忌地枕着草地交换彼此的秘密。心底的小气泡持续膨胀,体积无限接近心脏的容量,但我不想遏制它。也许我期盼它撑碎那件不合身的外衣。
黄昏时分,我向我的朋友道别。
“我很快乐。”我握着她的手,无比真诚地说,“从来没这么快乐过。”
她仍然在门后目送我,用她那懒洋洋的微笑和满屋的咖啡豆香气。
赫利俄斯驾着太阳车提前回到了它的归宿,塞勒涅已轻轻拉下夜幕的一角。日夜交替时的光影宛如善用伦勃朗式用光的大师,将她清癯瘦削的身影以艺术手法复制在画布上,纤毫毕现地。而这奇特的魔术稍纵即逝,因为落日余晖很快被夜晚赶到了地平线下。她似乎在那,又似乎不在那,像一块毛玻璃后的粗糙色团,又像是燃烧殆尽的火柴残骸。
有一簇火苗——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存在过——毫无征兆地熄灭了。
我轻轻跳下门前的台阶。
我的脚踝传来一阵剧痛。
(2)
如果说詹姆斯·道森还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一定与小米拉有关——五岁的小天使几乎是她父亲的翻版,生物钟错乱,在调皮捣蛋方面尤其精力充沛——不然他可就太贪心了。
尽管有很多人酸溜溜地说他的事业已经到了抛物线顶点,(“想想吧,那可是一个普利策!”)但这名年轻有为的新闻界新星仍处于他的上升期。詹姆斯·道森,别名“前途无量”。
他的贤内助,埃莉诺·道森,曾是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她在塞拉利昂的卓越表现深深折服了詹姆斯,也让全球记住了这位言辞得体、充满魅力的美人。
埃莉诺还是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米拉出生后,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她的母亲和丈夫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埃莉诺是独一无二的,他想。我想念她艳丽的红发、柔软的双唇和冷静的灰眼睛。
道森把车停进车库,猜测屋里是否藏着她给他的惊喜。
屋里没有亮灯。
“道森太太,您的鲜花!”他大步走进去,摸到电灯开关,“埃莉诺?”
道森太太抱着米拉在沙发上睡熟了。小淘气揪着她母亲微卷的红发,看上去精疲力竭。
道森先生静悄悄地把花束放在桌上,分别给睡美人和小公主一个温柔的亲吻。
(3)
我睡醒时,吉米已经敲开了第二只鸡蛋。
我曾经半打趣地告诉他,要不是因为他糟糕透顶的厨艺,我是决不会答应他的求婚的。理智的女人决不乐意拥有一个样样完美的模范丈夫,那会剥夺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乐趣。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故作严肃地纠正我的错误用词。
“至少,”他深沉地说,仿佛接下来是一篇哲理性演说的收束,“我没有敲坏过一只鸡蛋。”
但我可以继续用事实反驳他,因为到今天他还是只会敲鸡蛋。
我把米拉哄上餐桌,她三心二意地吃完了吉米的爱心蛋羹,差点吞下一小片碎蛋壳。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反驳他了。
“今天过得怎么样?”吉米把米拉的睡前牛奶放进微波炉,“我们的小姑娘又把她的妈妈累坏了?”
“她几乎拆了整个储藏室。”
“没准儿她是个建筑天才?”
“没准儿她是个核弹专家。”
“这没什么奇怪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温和地说,“埃莉诺,你棒极了,在塞拉利昂……”
一股无力的厌倦感击垮了我:“吉米,你快把我宠坏了。”我忽然不想看他,“我今天去看了一个朋友。”她叫什么来着?丽兹?墨提斯?尼莫西妮?还是诺拉?
这个话题注定无疾而终:米拉高叫着冲下楼梯,把我们吓了一跳。
假如人的精力能够被量化,她的精力指数一定突破了阈值。我怀疑装修公司一定搞错了,那木质楼梯里八成混进了钢板。你压根不能指望她安静地走完楼梯!
我心惊胆战地看着她奔下最后两级台阶,她完全没有领会我的忧虑,完成了一个灵巧的跳跃动作,得意地挥舞着刚被我藏起来的舞鞋。不用想,储藏室再一次遭受了核弹的洗礼。
那双鞋仿佛去垃圾填埋场逛了一圈,灰尘使它和变质生肉分享一个颜色,搓过几次的鞋帮布满皱褶;鞋带断了一根,落在楼梯上,侥幸生还的那条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俨然一个老去的平庸女人,锐气全无,眼角布满熨不平的皱纹——被她脏兮兮的指甲掐牢了。
我第无数次叹了口气,第无数次收拾她留下来的烂摊子,第无数次……
(4)
致亲爱的埃莉诺: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思念我们共有的那段时光,虽然具体细节早已模糊不清,但我仍旧能形容它的味道——柠檬味水果糖的味道。人的记忆是多么奇妙啊,一些被丢在角落里的片段,总能凭借细小的事物再一次撞回脑海,伴随着失去的阵痛。
你还记得米拉吗?我向你提起过的那个红头发的小淘气?她今年十岁了,和你一样聪明,我真不敢相信她已经在看奎因的书了!就在上周末,她参加了第一次舞蹈班,所有人都夸她是天生的舞蹈家。吉米还是坚称她会是名杰出的建筑师,我可不这么想。顺便一提,他终于学会煎鸡蛋了……
……
至于我?我没什么可说的。
……
我很幸福,并衷心祝愿你也能如此幸福!
期盼你的回音。
你独一无二的
埃莉诺·道森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