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安妮在第四天返回家中。
她接下来需要去学校办理退学手续。
而根据弗拉芒大区的特殊规定:首先,她需要与班主任或校长讨论退学原因以及替代方案。
对于安妮来说,退学原因是难以启齿的。
在范妮姨妈代为说明后,学校给她寄来了一份退学申请表,这一部分需要学生和监护人共同签署——
那是一张很薄的纸,最上面一栏是姓名、出生年月和班级信息,中间是退学原因,它贴心地分成了三个选项,分别是转学、健康问题和职业规划,最后是监护人的签名处。
安妮按部就班地填写着。
她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她拿出了百分百的认真,想要尽量把“u”和“e”写得饱满好看一点。
虽然这样做毫无意义。
她和班主任不太熟。
老实说,安妮和所有人都不太熟。
无论是同班同学,还是授课老师、学校职工,即便她已经来到“亨克”这座城市整整三年,但她仍是格格不入——
就仿佛一个不小心闯入的外乡人。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安妮去学校递交退学申请表,她挑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而接待她的正是露西·德梅耶女士,她的班主任。
对方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女人。
她从教近二十年,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总是表情严肃、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学生很畏惧这样的老师。
在办理退学手续的过程中,德梅耶女士劝安妮不要草率地做出决定,而是保留学籍,仅作“休学”处理,等到一年或是两年后,她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再重新回来上学。
说这话时,这个担任了安妮三年班主任的女人正殷切地看着她,目光是从未有过的和煦,似乎是希望她最后再认真考虑一下。
但安妮还是摇了摇头。
她知道对方是为了自己好,事实上,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如果不读书,还能干什么呢?
难道要跑去给男人生孩子吗?
简直荒诞至极。
安妮这样想道。
然而,她现在就活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现实中。
安妮不敢去看露西·德梅耶的双眼,她甚至害怕对上对方的脸,因为她觉得难堪,非常难堪,仅仅是站在这里,站在这样一间普通、平凡的办公室里,就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她知道自己不会再返回学校了——
这太难了。
人类女性怀孕需要整整九个月,再然后是生产,以及产后漫长的恢复期,她需要哺乳、需要亲自抚养小孩长大,这要花费多久呢?
她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孩子和家庭,在人生境遇已经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安妮尽力阻止自己朝着更低端滑落。
蒂博不会一直留在比利时。
事实上,只需要一年、最多两年,他就会登录五大联赛,下一站也许是英超,也有可能是西甲,到了那个时候,她要怎么办呢?
是一个人留在比利时抚养小孩,还是跟着他一起搬到国外生活?
人生看似自由无限,但摆在她面前的从来都只有一条路,安妮想:
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重返学校读书了。
在和班主任交谈过后(主要是探讨替代教育),安妮去学校行政处递交申请表,工作人员用二十分钟为她办好了退学手续,她拿到了自己的成绩单和课程证明,接下来她需要去后勤处归还学校物品,包括教材、图书馆书籍、电子设备在内。
最后,她需要清理自己的储物柜。
安妮记得很清楚,当她走完了以上种种程序后,时间才刚刚来到十点半,一切都还早。
下课的铃声响了又响,于是走廊两侧的教室顿时就“叽叽喳喳”的吵嚷开——
时值四月、春意盎然,清亮的阳光洒在地板上,树木抽出新芽,它垂落的枝条扫过玻璃窗,投下一道翡翠色的阴影。
每个人都穿着崭新的校服,脚步轻快地朝前走,只有她一个人停留在原地,她与他们背道而驰,仿佛被遗忘在了时间里。
安妮整理着自己的储物柜。
这里面有她的文具,像铅笔、橡皮、尺子一类,还有她的笔记本,她记了厚厚一叠。
柜子内侧有一张她贴的课表,是2006年下半学期的课程,当时她刚刚转学来到亨克,荷兰语学得并不好,读写都很勉强,但她还是提前做了周全准备,因为她想尽快融入这个新环境。
安妮撕下了那张纸。
连同她的文具、课本一起,她用袋子把这些东西装好,然后拎着朝门口走。
范妮姨妈在学校停车场那里等她。
路过垃圾桶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将手里的东西全都扔了进去。
只听“噗通”一声,很轻又很重,像她的人生,也像她的梦想。
(27)
老实说,安妮记不太清有关“怀孕”的过程。
她只记得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后每隔几周,她就需要去医院做一次产检。
产检的项目有很多。
例如怀孕8-12周做第一次产检时,她需要进行一场全面体检,例如血压、体重、身高、盆骨检查,一切数据都被记录在案,以数字的形式,从侧面反映着她这个人。
再然后是血液检查。
这是产检中最复杂的那一部分,她要检查血型、血糖、血红蛋白、风疹抗体,以及梅毒、HIV、乙肝等传染病项目。
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超声波来确定孕周和胎心,以此来排除宫外孕的可能。
疼痛是其次的。
安妮是一个很擅长忍耐疼痛的人。
她总在忍耐,忍耐人,忍耐一些发生在她身上的事,然后作为对她的奖励,那些痛苦和折磨也许过了几个小时,又或是一两天、一两个月就会自动离开。
这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习得性无助。
产检的过程中,令安妮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那群医护人员看待她的眼神。
尤其是当医生的目光扫过病历本上写着出生年月信息的那一栏时,安妮甚至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停顿了一秒——
虽然只有一秒,很短暂,却又很漫长。
巨大的羞耻感将她淹没,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袭来,令她根本无法正面、积极地看待“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的这件事。
瓦莱丽再度外出参加比赛,一同离开的还有姨夫蒂埃里先生。
姨妈范妮则照常忙于工作。
毕竟她是一名儿科医生,而春秋两季往往是婴幼儿感冒的多发时段。
至于蒂博,安妮想,蒂博总是很忙。
虽然联赛下半程他们每个月平均只有四场比赛,但由于训练任务繁重,所以他将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球场上。
一般情况下,她只有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一会儿。
蒂博想要筹办婚礼。
他想要邀请很多人,想要把整件事广而告之,最好能让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收到请柬,见证这份独属于他的幸福时刻。
但安妮拒绝了。
他们为此争吵,但本质上是蒂博单方面地发泄情绪,安妮只是安静地听着,无动于衷。
这是他们二人在孕期产生的唯一分歧,但最后还是蒂博让步了。
也可能是他的家人说服了他,在安妮不知道的情况下。
然而这却并不会令她感到欣慰。
反倒让她下意识地产生了一丝后悔的情绪,关于这个她曾经拼命也想要融入、挤进的家庭,安妮突然意识到:
她和他们的距离还是如此遥远。
虽然事情败露后,范妮姨妈和蒂埃里姨夫从未责怪过她,他们对她甚至比从前还要好。
但安妮知道: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想她是真的很喜欢范妮姨妈,喜欢蒂埃里姨夫,喜欢瓦莱丽表姐。
她喜欢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庭。
有温柔的妈妈、负责的爸爸、开朗的姐姐,所有人都各司其职,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就像她从前所拥有的那个家庭一样。
但在这样幸福的背景下,却出现了“蒂博·库尔图瓦”这个异类。
他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一切,过后甚至并不觉得抱歉。
就似乎在他的世界里,他的感受是需要第一时间被满足的,所有人都必须围绕着他转。
不可否认他确实有这样的手段,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球队,他往往能占据重要位置,但这并不代表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蒂博简直自私的理所当然。
他的坦荡时常令安妮感到困惑和痛苦,因为她无法解释这种行为,却要被迫接受。
为什么?
又凭什么呢?
安妮其实会感到有一点委屈,因为她对蒂博绝大部分的忍耐和顺从都源自于对“库尔图瓦”这一家人的歉疚之情。
因为他们无条件收留了她,并且不计回报地关心、呵护她,所以她觉得自己理应付出一点什么,至少不能成为一个白眼狼。
她不能是那个破坏家庭关系的罪魁祸首。
安妮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这样说服自己,说服自己继续走下去,进入这段婚姻,选择生育、选择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
再后面就是一些非常痛苦的回忆。
有关生产的痛苦。
太痛苦了。
安妮甚至都产生了怀疑:我真的有爱蒂博爱到愿意为他生孩子的地步吗?
显然没有。
所以为什么现在她要躺在这里?
双腿大张,毫无尊严地躺在产床上,像一头待宰的牲畜,助产士不断按压着她的腹部。
为什么?
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剧烈宫缩几乎令安妮昏死过去,再然后是侧切、缝合,她近乎麻木地感受着剪刀剪开皮肉的疼痛。
她不断呢喃着。
蒂博凑近,他微微低下了头,然后听清了安妮在喊“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