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后,汴梁城里里外外都忙起来了。
朱温每日天不亮就走,他便带着胡真、朱珍几人去城头巡视,一处一处看那些残破的城墙,哪里该修,哪里该加固,哪里要添箭楼。午后在校场操练兵士,新兵老兵混在一起,从头练起。晚上还要和各营将领议事,有时议到深夜才散。
他身边的人手太薄了。
我们从同州带来的亲兵只有五百人,这是他的心腹底子。
杨复光,无论三郎怎么做,好像都不能消除他的忌惮,这次启程前,他要求三郎留下手下大部分兵士,只带走誓死效忠的五百人。
这些人中,真正能托付性命的将领,数来数去不过四个——胡真、朱珍、丁会,外加姻亲石彦辞。
可宣武旧军呢?
那是万人,在这儿经营了不知多少年。他们将官抱团,兵士抱团,连伙夫都是沾亲带故的。外人想插进去,难如登天。
何况三郎还是降将。
每天晚上他回到主院,进门时总会先站一站,把脸上那层倦意揉散了,才掀帘子进来。
看见我,他便笑。问我今日吃什么了,令仪乖不乖,府里有什么事。我一一答了,他也听着,可我知道他心思不在这儿。
睡下之后,他便不笑了。
灯一熄,屋里黑下来,他躺在身边,一动不动的。我侧过身,借着窗缝里透进来的一点月光看他——眉头紧紧皱着,眉心那几道纹,像是刀刻出来的。有时睡着了也松不开,有时翻个身,眉头拧得更紧。
用膳的时候,我让乳母把令仪抱过来,放在他旁边的小杌子上坐着。令仪如今会认人了,一见他就伸手够,嘴里咿咿呀呀地叫。他看见女儿,脸上那层硬壳才会软下来,伸手逗她,喂她吃蛋羹。
我便趁着这时候,慢慢问他一些话。
“今日校场如何?”
“新兵老毛病多,得从头练。”他拿帕子给令仪擦嘴,头也不抬。
“那几个宣武的旧将呢?可还服管教?”
他手顿了顿,把帕子递给乳母,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面上服,心里不服。”
“慢慢来吧,”我说,“如今黄巢大军就在东边的陈州攻城。离汴梁快马不过两日路程,想来他们也该明白吧。”
如果不能汴梁内部不稳,汴梁被黄巢攻破,轻而易举。
他听着,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过了半晌,他忽然伸手,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惠儿,”他说,“你放心吧,我知道该如何做。我打算先带他们出征亳州,只要有了同袍之情,将来说话就方便了。”
我愣住了,又要出征。
外头传来脚步声,亲随蒋玄晖在廊下站定,隔着帘子道:“将军,胡将军派人来问,下午的议事可照旧?”
“照旧。”他应道。
脚步声远了。
他站起身,弯腰亲了亲令仪的额角,又看了我一眼,便掀帘子出去了。
我坐在那里,看着帘子轻轻晃动,心里沉沉的。
他肩上担着的,不只是一家一府的安危。
是整个汴梁城。
那日天气晴好,我让阿蝉去传话,备车,我要出去走走。
友裕很快就来了。他在廊下站定,抱拳道:“夫人要出门?”
“去城里转转。”我说,“你挑几个人跟着。”
他点点头,转身出去安排了。
等我换了衣裳出来,府门口已经备好了马车。车前四名亲卫开道,车后跟着一队精兵,约莫二十来人,皆是玄色劲装,腰佩长刀,列队整齐。
友裕站在车旁,见我出来,便上前一步,亲自打起车帘。
阿蝉扶我上车,帘子放下,车轮滚动,一行人缓缓往街上去。
我掀开车帘往外看。
汴梁城,比我刚来的时候,到底有些不一样了。
街边有几家店铺开了门。一家卖布的,把各色料子摆在门口,有妇人站在那儿挑拣。一家卖吃食的,热气腾腾的蒸笼摞得老高,有人买了包子,站在路边就着风吃。还有一家铁匠铺,叮叮当当敲得正响,门口挂着几把新打的镰刀,在阳光下明晃晃的。
路上行人也多了些。有挑担子的货郎,有挎着篮子的妇人,有追逐打闹的孩童。墙角那几个乞儿还在,可身上有了衣裳,脸上有了血色。
友裕骑马走在车旁,见我往外看,便凑近些道:“夫人,这几个月城里安稳多了。节帅把城防整顿了好几回,夜里还有兵士巡逻,那些偷鸡摸狗的,都不敢出来了。”
我点点头。
走过一条街,便看见一个卖糖人的小摊。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手很巧,一勺糖稀在他手里翻来转去,不一会儿就变出个孙猴子来。几个孩子围在摊前,眼睛都看直了。
我让车停下来,吩咐阿蝉去给令仪买一个。她买了只小兔子回来,举着给令仪看。令仪在乳母怀里,盯着那只糖兔子,小嘴张着,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们一行人继续往前走。
可我看在眼里,心里却并不轻松。
这些生气,这些热闹,这些日子渐渐好起来的人间烟火——
在战火面前,什么都不是。
陈州离汴梁太近了。黄巢若是破了陈州,挥师西进,汴梁就是下一块肥肉。到那时,这些新开的店铺,这些刚有了笑脸的行人,这些好不容易攒起来的活气,一夜之间,就会被烧成灰烬。
我放下车帘,靠在车壁上,闭上眼睛。
他在打仗。
只有把仗打赢了,把那些流窜的黄巢残部剿干净了,把汴梁四周都收服了——
这座城,才能真正活起来。
至于街道的繁华,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他必须先打仗。
随后的几个月,我们聚少离多。
先是亳州,后是颍州。黄巢的残部还在那些地方流窜,四处劫掠。他带着兵,一仗一仗地打,一地一地地收。捷报一封一封传回来。
我每日依旧主要忙府里的事。晨起听管事们回话,看账册,吩咐采买。库房清点清楚了,仆役的差事分派好了,每日的用度算计得明明白白。
周管事他们每日来回事,一桩一桩,一件一件,说完便走,不多留一刻。内院里里外外,井井有条。
只是汴梁城,还是太冷清了。街上那些店铺,开着的不到一半。关着的那些,门板都落了灰,看着破败得很。路上行人也不多,偶尔走过几个,也是脚步匆匆。城外的汴河,往年听说热闹得很,如今也只零星几艘船。
那几日,我让人将花园收拾妥当,各种菊花开得正好,池塘换了清水,亭中备了茶点。
帖子发出去十几份,来了七八位汴梁城里有头脸的商贾夫人,有开绸缎庄的、粮行的、茶庄的。她们衣着讲究,说话客气,可眼中的打量,瞒不过我。
我笑着请她们入座,先叙了些家常,气氛渐渐热络起来。茶过三巡,便说到了正事。
有人问起前方战事,我告知亳州已平定。又说起汴梁的安稳,我笑道:“安稳不在将军,在各位。店铺开得热闹,城才安稳。将军能做的,是护着大家做生意,赋税从低,往来商贾有兵丁护送。”
众人听了,神色都松快下来,七嘴八舌说起自家的打算。那日赏花会,直开到日头偏西才散。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马车一辆辆远去,心里有些累,却也有些高兴。
赏花会后,汴梁城渐渐活了过来。
先是街头巷尾的铺子,一家接一家卸下了门板。绸缎庄的伙计清早出来,把各色料子一匹匹挂在门前架子上,青的蓝的,在晨光里泛着柔光。粮行的门口排起了队,买米的、籴面的,箩筐碰着箩筐,说话声嗡嗡的,像蜂群回巢。车马行的马车进进出出,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嘚嘚响,从早响到晚。
再过些日子,街上的幌子便密了起来。酒旗、茶帘、布招,红的绿的,风一吹,哗啦啦飘成一片。卖吃食的摊子支在路边,锅里冒着热气,包子、馄饨、汤饼,香味混在一起,顺着风飘出老远。有挑担的货郎穿街走巷,拨浪鼓摇得脆响,身后跟着一串孩子。
朱温那边也做了几件事。
商税减了,护商的机构设了,几条商路上有了兵士来回巡逻。消息传出去,外地的商队开始往汴梁来。有从江南来的,船泊在汴河码头,卸下成捆的绢帛、成袋的茶叶;有从河北来的,马车拉来皮货、药材,停在街口卸货。客栈住满了,脚行忙起来,连城墙根下那些闲汉,也扛起了货包,一日能挣几个铜板。
一日午后,我正在暖阁里看账册,碧云进来通传,说周夫人来了。
周氏是汴梁城里最大的绸缎庄冯家的当家主母,夫家姓冯,生意做得极大,不仅在宣武各地设有分号,据说连淮扬那边都有他们的铺子。
我放下账册,让人请她进来。
周氏进门时,身后跟着两个丫鬟,抬着一口箱子。箱子打开,满满一箱杭州丝绸,颜色正,纹样新,在光下泛着柔润的光泽。
我看了那箱子一眼,又看向周氏。
她也不绕弯子,福了一福,直言道:“夫人,妾身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周夫人客气,”我示意她坐下,“若是有所裨益,我一定尽力。”
她坐下,攥了攥手中的帕子,像是下了决心。
“夫人,我直说了。我家小子今年一十七岁,打小就不爱读书,也不愿学着做生意,就喜欢舞刀弄剑。不是我夸口,那孩子确实有些本事,弓马都来得。我寻思着,能不能……请夫人帮着问问沛侯,能不能……若能在沛侯身边谋个差事,哪怕是马前小卒,也是他的造化。”
我听完,心里便有数了。
不是头一回了。自从我们来汴梁,托关系想进军营的富家子弟,没有十个也有八个。这些人家的孩子,家中肯出钱,若用得好,倒也是一股力气。
我点点头,让她回去等消息。
几日后,朱温从颍州回来。那边总算平定了。
那夜事后,他搂着我,没有说话。屋里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浅浅的,匀匀的。窗缝里透进来一线月光,落在帐钩上,亮晶晶的。
我枕在他臂弯里,过了许久,我轻声开口:“三郎,这个月的军饷,筹措得可还顺利?”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感觉到他的手臂微微收紧了些。
“怎么忽然问这个?”他低头看我,黑暗中看不清神情,只觉着那目光落在脸上,温温的。
“我在想一件事。”我说。
“嗯?”
“汴梁城里富户多,各家子弟不少。这些人,自备战马军械不成问题,有些还练过武。若是让他们捐些军资,从中挑选精干者,单独组建一支新都卫,那些不合格的,也可按捐资多寡,安排到其他都卫里去。这样,既省下购置军姿的银两,又能让富户们效忠于你,你看,可行么?”
他没说话。
半晌,他忽然动了动,侧过身来,一只手撑在我枕边,低头看我。月光正好移过来,落在他脸上,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亮着。
“惠儿,”他带着笑意,“你这是躺在为夫怀里,还在想着军务?”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偏过头去:“你若觉得不妥,便当我没说。”
他笑了。
笑完之后,他俯下身,在我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然后重新躺回去,把我揽进怀里。
“妇人之见,睡吧。”他说。
没过多久,汴梁城里多了一支新队伍。
全部由富家子弟组成的“厅子都”,自备战马,自备兵器,装备比寻常兵士华丽得多——明光铠、锦袍、银装刀,走在路上,光鲜夺目,威风得很。可选拔和训练也格外严格,不合格的,家里再有钱也进不去。
他们不参与对外作战,只随侍朱温左右,充作亲卫,执掌出巡仪仗。可谁都明白,常年跟在主帅身边的人,升迁自然比别人快。一时间,汴梁城的富户趋之若鹜,托人说情的、捐资的、送子弟来应试的,几乎踏破了门槛。
周氏的小儿子冯钦,也在其中。
那孩子我见过一回,生得高高大大,眉宇间有股英气,确是个练武的材料。他进了厅子都,周氏高兴得什么似的,亲自又送了一箱丝绸来,还添了三套头面首饰。
我让采苓把那一箱丝绸拣好的挑出来,连同两套头面,给东跨院的石静株送过去了。这方面我绝不亏待她。
自那以后,朱温偶尔会和我说些军务。
不是说机密大事,只是泛泛地谈:哪处防线还薄弱,哪路盟友不太可靠。我就静静听着,剥个橘子递给他,偶尔插一句看似天真的疑问。
“那位将军,不是和某人有旧么?”
“若是从侧翼佯攻呢?”
有时候他会眼睛一亮,看着我,像看什么新奇的东西。
有时候他还是笑笑,伸手捏我的脸,说“妇人见识”。
半年后,亳州、颍州,彻底平定,汴梁,也不是我初来时那座城了。
街上是人挤人,幌子是幌子挨幌子。南来北往的口音混在一处,讨价还价声、吆喝声、说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风里有酒香,有脂粉气,有刚出炉的胡饼烫嘴的焦香。
阿蝉从车帘缝里往外看了半晌,回过头,眼睛亮亮的:“夫人,这可比同州热闹多了。”
我没说话,只掀起帘子一角,又看了一眼。
汴梁,终于是汴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