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女儿行 第94章 第 94 章

婆婆妈到底还是和公公爸葬在了一处。坟头的土是新翻的，带着潮湿的寒意，紧挨着旁边那座早已长了细草的旧坟。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九日，西宁各界在大教场为那些从抗日前线归来的暂编骑一师将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据说场面极为隆重，民众自发焚香叩拜，香烟缭绕，纸钱纷飞，既是为凯旋者庆功，更是为无数像明泰一样未能归来的魂灵招魂。

我没有去大教场。我穿着重孝，站在寂静的院子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喧嚣和鞭炮声。那声音，曾经代表着希望，如今却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我空洞的心上。我看着那两座并排的坟茔，想着明泰。他的魂灵，能被这遥远的香烟引回来吗？还是依旧孤独地飘荡在豫西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胜利的欢呼属于所有人，唯独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这一抔黄土，和彻骨的寒。

日子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悲痛而停下脚步。寒来暑往，转眼到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报纸上的铅字依旧浓墨重彩，满篇都是国府宣称的“戡乱大捷”、“节节胜利”，字里行间极力粉饰着一种虚幻的“国泰民安”。可西宁城里的现实，却是一天比一天紧绷，一天比一天窒息。

马步芳的兵，又开始像梳子一样，挨家挨户地搜刮了。这次不是为了抗日，是为了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戡乱”。街头巷尾，时常响起急促的砸门声、女人的哭喊声、男人的哀求声，以及兵痞不耐烦的呵斥和枪托砸在门板上的闷响。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稍有青壮劳力的人家，更是提心吊胆，仿佛头顶悬着一把不知何时会落下的利剑。

吴家皮毛厂和田庄上的佃户，多是青壮年，正是那些人眼中的“肥肉”。我虽沉浸在绵长的悲痛里，却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依靠吴家生计、许多还是明泰当年同乡或旧识的乡亲们，被这样抓走，让一个个家庭瞬间破碎。

这日，我强打起精神，骑着那头温顺的毛驴，踮着小脚，想去城外湟水岸边的田庄看看佃户们冬麦的播种情况。秋风已带着凛冽的寒意，卷起地上的枯草和尘土。刚走到田埂上，还没看见人影，一阵断断续续、悲怆苍凉的花儿声，就顺着寒风，呜咽着飘了过来。那调子，不再是胜利时的《花儿与少年》，而是字字血泪的 《马步芳拔壮丁》：

“正月里到了正月正，

马步芳来青海拔兵。

有钱的哥哥拿钱俩当，

没钱的哥哥上战场。

二月里到了者龙抬头，

老弱不堪的种田来。

背不上野灰种不上田，

旧社会的庄稼人实可怜。

三月里到了者三月三，

新兵拔给着罗家湾。

一天里吃给了半肚饭，

吃不饱肚子心儿里酸。

……

九月里到了者天气凉，

狗娃山上打一仗。

机关大炮响不停，

死人活人分不清。

十月里到了快一年，

打打扮扮的过新年。

胭脂粉儿都买全，

吃粮人回来了才团圆。”

那歌声像冰冷的铁丝，一圈圈缠紧我的心脏。十二个月的血泪，唱尽了被抓壮丁者的悲惨命运。我坐在驴背上，望着远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刚刚冒出些许绿意的麦田，只觉得眼前一片灰暗。这刚刚驱走了外寇的土地，为何又陷入了同胞相残的泥潭？这用无数像明泰一样的生命换来的胜利，为何如此短暂？

第二天，我照常去皮毛厂清算账目。厂院里，工人们都有些心不在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情绪。我刚在账房坐下不久，一个年轻工人就气喘吁吁、满脸惊惶地跑了进来：

“少奶奶！不好了！马步芳的兵，开始挨家挨户查男丁了！说是要凑够什么‘西北增援军’，连……连十五六岁的半大娃都不放过！”

我的心猛地一沉。厂里的工人，田庄的佃农，多是青壮年，他们要是被抓走，皮毛厂的活计立刻就得瘫痪，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那一个个家庭，顶梁柱就塌了！

我急忙挪到厂院门口。只见几个穿着灰扑扑军装、歪戴着帽子、腰间别着枪的兵痞，正凶神恶煞地揪着佃农李大哥的胳膊，使劲往外拖。李大哥挣扎着，脸上满是恐惧和不甘。他的媳妇，一个瘦弱的妇人，怀里抱着啼哭不止的幼儿，“噗通”一声跪在冰冷的地上，双手死死抱住一个兵痞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兵爷！兵爷行行好！放过他吧！家里还有六十多岁的老娘要养活啊！他走了，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啊！”

那兵痞不耐烦地骂了一句脏话，抬脚就狠狠踹在妇人肩上：“滚开！少他娘的废话！马主席有令，凡十六至四十五岁男丁，一律参军！违抗者，按通共论处，抓去坐大牢！”

妇人被踹倒在地，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场景凄惨无比。周围的工人们敢怒不敢言，个个攥紧了拳头，眼里喷着火。

看着这一幕，一股混杂着悲痛、愤怒和决绝的情绪猛地冲上我的头顶。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人了，不能再看着这些依靠吴家的乡亲们家破人亡！

我咬了咬牙，深吸一口气，往前迈了两步，用我这双站立本就不稳的小脚，勉强挡在了李大哥和那几个兵痞之间。

领头的兵痞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素净衣衫，裹着一双小脚，是个弱质女流，脸上立刻露出轻蔑的嗤笑：“哪来的婆子？滚开！敢挡军爷办差，活腻歪了？”

我强迫自己挺直那因常年缠足而微弯的腰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尽管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要炸开：“这位兵爷，请息怒。我家男人，吴明泰，当年为了打日本鬼子，死在了豫西战场上，连……连尸骨都没能回来。”

我顿了顿，压下喉头的哽咽，指向院子里那些满脸惶恐的工人和闻讯赶来的佃农：“这些乡亲，有的是他当年的同乡，有的是一家老小唯一的指望。兵爷们要是把人抓走了，留下这满厂子的活计谁来做？地里的庄稼谁来种？家里的老弱妇孺，又靠谁来养活？”

说着，我从袖筒里摸索出家里仅剩的、用手帕包着的几块银元——那是变卖了我最后一点首饰换来的，原本想留着应急。我将银元塞到领头兵痞的手里，指尖冰凉：“兵爷，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给兄弟们买碗热茶喝，驱驱寒。我家这皮毛厂，虽说不大，但还能给队伍上做些皮靴、皮袄，也算是为……为‘戡乱’尽一份心力。” 我艰难地说出那两个字，“还请兵爷高抬贵手，放过这些苦命的乡亲吧。”

那兵痞掂了掂手里的银元，眯缝着眼，又抬头看了看挂在厂部门楣上那块早已褪色、字迹却仍可辨认的“抗日烈属”牌子——那是当年明泰参军后，政府敲锣打鼓送来的。他脸上阴晴不定，似乎在权衡。

半晌，他冷哼了一声，把银元揣进兜里，斜眼看着我：“哼！看在你是抗日烈属的面子上，这次就饶了他们！不过，话可说在前头，下次马主席再下令征集兵员，你们要是再敢推三阻四，可别怪军爷我不讲情面！”

说完，他朝手下挥了挥手，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

兵痞们的身影消失在厂门外，院子里紧绷的气氛骤然一松。李大哥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他媳妇扑过去，抱着他嚎啕大哭。工人们和佃农们围拢过来，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更多的是对我这个“少奶奶”的感激。

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扶着门框，我才勉强没有倒下。看着眼前这些惊魂未定、对我投来感激目光的乡亲，再想起那不知埋在何处的明泰，和家里那两座冰冷的坟茔，心中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