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女儿行 第50章 第 50 章

木轮声，"哒哒"地，从北山响回了西宁城。去的时候，车上坐着换了芯子的秀英姐姐，回来的时候，车上只堆着些阿大从观外集市上顺手买的、掩人耳目的山货。车轮碾过家门口熟悉的青石板，那声音空落落的，像是把什么东西遗落在了那云雾缭绕的山里。

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日头照在老榆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和往常一样，却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阿妈迎出来，接过阿大手里的东西，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带着不易察觉的探询。我没说话，径直走回我和秀英姐姐一同住过几晚的里屋。

炕上，她睡过的那床被褥已经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连一丝凹痕都没留下。空气里，似乎还隐约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混合了草药和干净布料的、属于她的气息，但我知道，那多半是我的错觉。针线蒲篮还放在炕桌上，里面躺着那只给吴明泰的、绣着红梅的荷包，才完成了一半。我拿起那只荷包，指尖拂过冰凉的丝线，心里头像是突然被挖走了一块，空荡荡的，透着风。这屋子，好像一下子变得又大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声。

阿妈在灶房忙碌的声响，阿大在院里劈柴的动静，都填补不了那份陡然降临的空寂。秀英姐姐在时，她身上总有种说不清的劲儿，像一团无声燃烧的火，即便她不言不语，那存在本身也充满了这间小屋。如今火走了，只剩下清冷的灰烬。

日子，终究是像湟水河的水，裹挟着泥沙和落叶，不情不愿地往前淌。西宁城表面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秩序。街上的马家军巡逻队不再像前阵子那样杀气腾腾，饮马街的铺子也大多卸下了门板，做起了生意。城隍庙会的血迹早已被雨水和脚步冲刷干净，仿佛那场惊魂从未发生。

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变了。这变化，像无声的瘟疫，渗透在空气里，钻进人们的眉宇间，就连我这样一个终日守着针线蒲篮、心思大半都在自己一双脚上的小脚丫头，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

首先是学堂里的先生。他讲《国文》时，声音不再像以前那般抑扬顿挫，有时会望着窗外出神，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会突然停下来，重重地叹一口气，那叹息里像是压着千斤重的石头。有一回，他压低声音，几乎是耳语般地对我们说："东洋倭寇，欺人太甚！占了东三省，如今又在华北频频挑衅，这仗……怕是避不开了。"他说"避不开了"四个字时，嘴唇都在微微颤抖。我们坐在下面的学生，虽然对"倭寇"、"华北"的具体情形懵懵懂懂，但先生脸上那种混合着愤怒与无奈的沉重，却像寒霜一样，打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海霞来寻我时，也少了往日的跳脱。她穿着那身水蓝色立领上衣和藏青色长裙，眉头却总是微微锁着。"我阿妈说，兰州那边学生闹得厉害，都在喊抗日救国。咱们西宁……唉！"她没再说下去，但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忧色。她偶尔会带来一些不知从何处听来的、零碎的消息，什么"卢沟桥"、"二十九军"，像散落的珠子，我串不起一个完整的图形，只知道那都是很坏很坏的消息，发生在很远又好像越来越近的地方。

就连平日里不太理会"外头事"的阿大，也变得沉默了许多。他常常坐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晚上，他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翻看几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边角卷曲的旧报纸，一看就是好久。有时，他会猛地一拍大腿，低声骂一句："这群天杀的矮脚虎！狼子野心！"阿妈在一旁做针线，闻言便会停下手，忧心忡忡地看他一眼，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

然而，与这越来越浓的战争阴云一同压下来的，还有越来越沉重的赋税。

征税官的脚步声，成了我们家院子里最常听见、也最让人心头一紧的声响。他们来的次数越来越勤，名目也越来越多。除了往日的田赋、商铺税，又添了什么"抗日捐"、"国防特税"、"保安团费"……一张张盖着红印章的税单，像索命的符咒，不停地塞到阿大手里。

阿大脸上的皱纹，像被刀子刻过一样，更深了。他陪着笑脸，将辛苦挣来的铜子、银元，一枚枚、一块块地数给那些穿着制服、面色冷硬的税官。家里的气氛，也因此变得格外沉闷。阿妈开始精打细算，连点灯用的煤油都省了又省，往日里偶尔还能见点荤腥的饭桌，如今也常常是清汤寡水。

"阿大，"我忍不住问，"不是说要打东洋人吗？怎么税反倒越来越重了？"

阿大抬起疲惫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我读不懂。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丫头，有些事，你不懂……马主席……唉，上头自然有上头的道理。"他那声未尽的叹息里，藏着太多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道理？什么道理？我只看到阿大佝偻的背，阿妈愁苦的脸，还有家里日渐空荡的米缸。街坊邻居间，也弥漫着同样的怨气。我听巷口的王老汉蹲在墙根骂骂咧咧："狗日的捐税，比牛毛还多！这还没见着东洋人的影子，倒先要被自己人扒掉一层皮！这仗，让人怎么有心气儿去打？"

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城里时不时传来的血腥消息。

前些日子，菜市口又砍了四个人头。告示上贴出来的罪名是"煽动兵变，图谋不轨"。砍头那天，阿妈死死拦着我不让出门，自己却站在院门口，脸色煞白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等喧嚣散去，她回到屋里，手脚都是冰凉的。

晚上，阿大从外面回来，声音压得极低，对阿妈说："什么煽动兵变！那几个人，我隐约听说过，是几个读过书的青年，不满马主席只顾着跟……跟南边较劲，却对东边的日本人一味退让，私底下联络了些人，想去东边投军抗日！结果，事情没成，反倒……"

阿妈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你小声点！不要命了！"

我躲在里屋，听得心脏"怦怦"直跳。去东边抗日，也要被砍头吗？先生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秀英姐姐不也是要去打日本人吗？为什么想打日本人，在这里就成了死罪？这些念头像乱麻一样缠在我脑子里，理不出个头绪。

与此同时，一些更加诡异、像是从阴沟里冒出来的流言，也开始在学堂里悄悄传播。那天课间，我听见几个同学，其中还有两个平日要好的回族同学，聚在一起低声议论，脸上都带着气愤和不屑。

一个姓马的回族同学皱着眉头说："真是胡说八道！我阿爷听了都生气！说什么要帮我们回回建什么'回回国'，把青海、宁夏、甘肃都划出去？这分明是要分裂我们国家，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老祖宗传下来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我们回回也是中国人，这种鬼话谁信谁就是糊涂蛋！"

另一个同学也附和道："就是！日本人没安好心，想用这种法子让我们内乱，他们好趁机占便宜！咱们可不能上当！"

我听着他们激烈的话语，虽然对"回回国"具体是什么还不甚明了，但"分裂国家"、"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几个词，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回家后，我忍不住把听到的话学给阿大听。

阿大正在收拾货架，闻言停下手，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讥讽，又像是了然。"哼，你那些同学说得在理。这种话，骗骗三岁娃娃还行。马主席那么精明的人，能看不出这里头的门道？他能容得下别人在他的地盘上搞这一套？"

果然，没过几天，那些曾经悄悄传播"回回国"言论的人，就像被大风刮过的蒲公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被军警从家里直接拖走，有的则干脆"不知所踪"，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敢公开打听。街面上关于"回回国"的议论，瞬间戛然而止，仿佛从未出现过。一种更加沉闷、更加令人窒息的恐惧，取代了之前那种暗流涌动的躁动。马主席用他惯有的、不容置疑的铁腕，告诉所有人，在这里，只能有一个声音。

与外界的压抑和恐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里那股几乎要喷薄而出的躁动。先生们上课时常常心不在焉，学生们更是交头接耳，传递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课堂上，不知是谁先低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悲凉而愤怒的曲调，像野火一样，瞬间点燃了每个人心底压抑的情绪。歌声越来越大，带着哭腔，带着呐喊，许多同学都哭了，连最严肃的先生也红了眼圈，没有出声制止。

很快，西宁的几所学校也坐不住了。学生们开始三五成群地聚集，商量着要上街游行，要宣传抗日，要募捐支援前线。学堂里几乎停了课，先生们也管不住了，或者说，他们心底里或许也并不想管。

海霞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这些，眼睛里又重新燃起了火光："玉娟！我们要组织宣传队！要上街演讲！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人的暴行！我们要声援前线！"

我看着海霞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心里也跟着热了一下，但随即又被更大的恐惧压了下去。我想起了菜市口那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想起了那些"不知所踪"的人。

"海霞……"我拉着她的手，声音发怯，"你……你们不怕吗？前些天那几个人……"

海霞的眼神黯淡了一瞬，但立刻又坚定起来："怕！怎么不怕？可是玉娟，如果大家都因为怕就不敢出声，那国家不就亡了吗？我们不能当亡国奴！"

亡国奴……这个词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想起秀英姐姐说起日本人时那冰冷的眼神，想起她走过万水千山也要去战斗的决心。可是，在这里，想抗日，为什么这么难？

阿大和阿妈很快也听说了学校里的动静。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叫到跟前，脸色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娟儿，"阿大沉声道，"这些日子，外面不太平，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学堂……先别去了。"

"可是……"

"没有可是！"阿妈打断我，语气带着罕见的严厉，"那些学生娃娃闹事，是要掉脑袋的！你一个女娃家，又……又裹着脚，出去乱跑，万一出点什么事，你让阿大阿妈怎么活？"她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看着阿妈泫然欲泣的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知道，他们是真真切切地在害怕，在为我担心。

"你阿妈说得对。"阿大叹了口气，"城里眼看要乱，你留在家里，我们不放心。这样，明天，我雇辆车送你去乡下你舅舅家里住几天，避避风头。等城里安稳些了，再接你回来。"

去乡下？我愣住了。那里没有海霞，没有马莲，没有熟悉的街道，只有望不到头的田埂和不认识的庄稼。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裙摆下那双不足三寸的脚。这双脚，走不了远路，更走不到那轰轰烈烈的队伍里去。它只能困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连走出去看看的资格，都被这动荡的时局和父母的担忧剥夺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河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心。

第二天一早，阿大就去街口雇了辆驴车。我默默地坐在炕沿上，看着阿妈把我的几件衣裳包进一个蓝布包袱里。

就在这时，我听见外间屋里，阿大和阿妈在低声说话。

"……家里就这点积蓄了。"是阿妈的声音，带着不舍。

"唉，国难当头，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阿大的声音很沉，"前线将士在流血，咱们在后方，总不能一毛不拔。这五十块大洋，你收好，等我送娟儿走了，你想办法，托个可靠的人，捐给'抗日救亡会'……悄悄的，别声张。"

五十块大洋！我惊得捂住了嘴。那是阿大辛苦经营店铺，阿妈精打细算，好不容易才攒下的家底啊！平日里，他们连多买一斤肉都要掂量半天，如今，却要把它全都捐出去，还是"悄悄的"，不能让人知道。

我忽然明白了，阿大平日里对沉重税赋的抱怨，对时局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麻木和怯懦。在他们心底，在那被生活重压和□□笼罩的深处，依然燃烧着一簇不灭的火种，一份属于这个民族最朴素的良知和血性。他们不能用言语去呐喊，不能用行动去示威，只能用这种最沉默、也最沉重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立场，守护他们心中那份微弱的希望。

阿大扶着我坐上驴车，车夫轻轻吆喝一声，驴车便"哒哒"地驶出了城门。这一次，是去往更偏僻的乡下。我回头望去，西宁城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囚笼。城里，有海霞她们燃烧的青春和呐喊，有阿大阿妈无声的支持与牺牲，也有马主席冰冷的刀锋和沉重的税单。